这是从2002年开始陆陆续续上调的
2020-06-21 05:47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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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质问题是安全问题。水质有问题,胃癌、肺癌就跟着来了,但是现在很多人认识不到。因为中国人习惯烧开水,一些有害物质没有了,不像外国人直接饮用,有问题立即就住院了。所以,我们对水质的要求是软性的、慢性的,就算喝水喝了一年得了病,没人会认为跟水有关系,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直接和水有关系。因此,供水质量好像弹性很大,大家感觉政府不给钱、价格不涨也可以服务得很好,那是在做梦!水看着是清的,但是质量差别很大。

现在自来水公司千差万别,有的公司服务很好,但是好的公司也没有好的收益。同时自来水公司的成本透明度远远不够,还有效率提高的空间,但是需要一定的机制。

傅涛:这是通过自来水公司交给地方财政用于处理污水的费用。北京污水处理率能达到90%以上,但部分河还是臭的,为什么?要真正把所有的水处理到底,得把污泥也处理了。而污泥处理成本和污水处理成本相当,由于污水处理费征收得还不够,现在只能做到泥水分离,无法处理污泥。

傅涛:保证水质必须要有投资和运营成本,供水服务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。

水质问题比公交还严峻。公交搞不好,无非是堵车。水质有问题,是非常大的问题。

但是从全国来看,首先原水质量很差。这个有官方数据,原水只有70%的合格率,恐怕这70%还是有水分的。合格是什么概念?经过常规处理后能喝的就是合格。不合格的水就需要深度处理,而我们的自来水水厂中,只有5%的水厂是深度处理。

记者:那么在目前形势下,是否水价在未来几年之内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?

第一部分叫自来水价格,这是由价格部门确定的,占费用的约一半。

记者:水务企业的成本是公开透明的吗?老百姓如何知道水务不存在暴利?

记者:水质问题前一段时间也引发过争论,比如北京就从去年开始公布水质报告了。

现在大家都没有公开成本,价格部门也没有数据库,行业也没有相关的成本库,没有办法知道平均的成本是多少,还无法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。

我们农业全靠化肥农药支撑,而化肥的利用率只有20%多,其他的都进入土壤,一下雨全进入河流。我们是靠化肥支撑城市的发展,压力就转移给了水。水容纳万物,把这些东西全容纳到里面去了。

傅涛:自来水公司有一半还是传统体制,我认为自来水公司成本下降是有空间的。

第三部分是水资源费,在水价的占比在各个城市高低不同,在大部分城市都不高,但是增长很快。

第二部分是污水处理费。这是从2002年开始陆陆续续上调的,以前水价中没有这个价格,现在全国平均价格是一块钱。这个叫“费”不叫“价”,因为是自来水公司帮地方财政代收的,之后会由自来水公司划拨到财政。

第四部分叫调水费用,这是自来水公司的成本。大城市都有调水费用,北京南水北调、天津引滦入津。大的城市因为地方当地的水源不够了,所以要跨流域或者跨区域地进行大规模调水。

连同行都不知道最后的服务数据,你让老百姓怎么监管?开听证会?半天的时间,老百姓表格还没有看懂就开始发表意见?

成本公开对未来供水行业的成本绩效建立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公开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可以知道,在这个区域这样的服务大概的合理成本是多少。

记者:水价受到关注是从“涨价论”开始,是否意味着水价将有较大幅度的调整?

红菱砚57:我一贯不主张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涨价!一是,原水水质遭受污染所造成的处理成本不应该转嫁到老百姓头上,应由政府买单。二是,所谓的节约用水大头在工业、商业和农业灌溉等方面。决不能用涨水价来号召节水。“非典”时期卫生部门反复强调要用长流水洗手,如此涨价,将老百姓的健康生活方式置于何地?

傅涛:污染决定原水,每个地方污染都不一样。如果上游有化工厂,那么原水里面的有害物质,用全部106项标准都测不出来。

自来水公司也很困扰,因为收了钱都算在自来水公司头上。实际上自来水公司调价的空间,这15年下来平均不到5%。

佘宗明:饮水安全,只是底线性的民生诉求。可以肯定的是,“增水质”的紧迫性,远重于“涨水价”。这二者的逻辑秩序,实质上也是民生福祉与部门利益的微观权衡。

农大朱毅:20世纪,全球人口增两倍,人类用水则激增五倍,水资源危机是世界共同面临的、飞速发展的中国尤甚的资源危机。提高水价,提高到绝大部分人群能产生心痛感觉、能精打细算使用的价格,是唯一解决之道。贫困人口可以采取一定用水量内发水券的补贴救济办法。

傅涛:中国水务行业不像电力有一个中国自主的大公司,或者像“两桶油”垄断所有的价格。实际上水价一直在涨,水价是各个地方分别定价的,几乎每周都有不同的城市调控水价。2009年末北京有一个水价听证会,涨了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。王文珂的呼吁只是让大家开始关注水价,并不是说以前没有涨。

现在自来水行业变成了低质低价的状况,你不给我涨价就降低服务,我什么都不公开,公开以后千疮百孔。

公共服务只有公开了以后才有监督的基础,我们所有的制度基础都需要公开数据。

一系列的水价调整与听证,让人不得不回想起一个月前,中国水务投资公司董事长王文珂的一席话——“水价应该涨十倍”。水价为何“应该涨”?应由什么因素决定?国内水质的提升,是否已受到水价的掣肘?带着这些问题,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。

北京的老百姓每人每月3吨水,每个人对水支付的成本是12元钱,在我们支付体系里是很低的。北京市极度缺水,但是我们感觉不到,我们的生活方式好像不是在一个极度缺水的城市里。

自来水公司是自然垄断行业,一户人家不可能接十个水管子,谁的水好用谁的。理想的模式是大家都公开成本,依据平均成本定价,就是国际所谓的绩效评价。

老百姓不知道这么复杂的组成,认为北京4元钱水费都是给自来水。其实自来水价格提高的幅度是最小的。据我们统计,从1998年到现在,自来水价格每年上涨不到5%,接近通货膨胀率。

对中国来说,水资源是非常特殊的资源。王文珂提到的十倍水价,本意是说只有提高十倍水价,老百姓对水才会重视。

老金rcre:水质不应与水价挂钩,换句话说,即使免费,饮水也应处理到符合健康标准。水价主要反映水资源短缺的程度。水价可以引导公民节水,更多与水量相关,但不该成为水质达标的条件。

我们希望有一种更贴近实际的价格体系,根据水资源的状况确定这个区域的合理价格。比如说北京市应该是10元钱,自来水公司的成本是5元钱,那么政府收到10元钱后,给自来水5.5元,给一个合理的利润;对于付不起10元钱的人,政府可以予以补贴。而现在的价格模式,是富人沾了穷人的光。

一条路是有朝一日建立合理的平均成本的识别体系;另一条路是提出更新的水价模型,就像油价一样,根据每个地域的资源稀缺程度,它的服务水平,包括它的水质、覆盖度、服务水平来确定,还要根据老百姓的承受力来确定它的价格,抛开成本。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后者。

这个钱由老百姓出还是政府出?这个决定权不在老百姓手里,取决于公共服务政策的取向。这跟公交系统是一样的,假设地铁票成本是6元,现在只让老百姓出2元钱,那另外4元钱政府就得掏。不掏地铁公司就要倒闭,否则票价就涨到6元。水价也是这个道理,要不就涨价,要不就政府补贴。

自来水公司的压力又很大,因为即使成本不增加,水质标准已经提高了——从原来的35项标准到现在的106项标准,以前不检测的东西现在都检测了;与此同时,我们的原水脏了——原水不能直接饮用,从不合格加工到合格,成本必然会增加。然而,这几年水价一直没有上涨,那自来水公司怎么办?只能降低服务,水质危机也越来越多。

傅涛:水价是历史形成的价格,对老百姓来看是一个价格,但实际包含了四个部分。

如果原水是合格的,所有的水厂也都是深度处理,那么出厂水质就可以合格。可是这十多年来供水管网更新速度缓慢,送到家里的水能合格吗?这个合格率我也不知道,因为没有人去测。

傅涛:北京公布的水质报告是出厂水,是城区的,北京的水在全国是领先的。

况且,不是说水质有问题,喝瓶装水就没风险了。例如,洗澡的时候不可避免受到水质的污染,游泳的时候难道也用瓶装水?自家的食物可以采购自别的地方,但饭馆的水肯定是自来水,大部分的水是逃避不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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